全球共识：大家一起来占领

纽约：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巴尔的摩、旧金山和美国许多其他城市的警察或许已经疏散了“占领运动”（ Occupy movement）的和平示威者。但这基本无法平息正在蔓延全球的令人不安的不满情绪。

 

美国“占领运动”的关注点与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抗 议活动不无关联。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尖锐的时刻之一便是将埃及国旗悬挂在华尔街街头。无言的讽刺和洋溢的激情如汹涌的波涛，席卷了聚集于祖科蒂公园 （Zuccotti Park）的人群。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抗议领袖们也加入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埃及的抗议者向“占领运动”抗议者说明了，华盛顿方面每年如何花费13亿美元支持埃及军方。穆巴拉克（Mubarak）用于压制人权、镇压那些埃及抗议者的资金，本可以用来为美国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加就业机会。

 

埃及人的话触动了美国人的反战神经。祖科蒂公园还弥漫着1969年反越战的记忆，但这次的问题要深入严重得多。美国社会的巨大切面图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代表的是美国的缩影。

 

无论左翼右翼，双方都有人失去工作。抗议者们公 开谴责失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房屋止赎（home foreclosures），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十年的时间内，美国的金融实力已经被不必要的战争、滥用财政刺激和向无良银行家提供紧急财 政援助的做法消耗殆尽。恰如穆巴拉克及其军事集团之于埃及人，对美国人而言，华尔街—华盛顿集团也已经成为无能政府、寡头政治和经济挥霍的象征——这一点 切中肯綮，恰似在曼哈顿闹市区的猎猎秋风中招展的埃及国旗。

 

解放广场和华尔街的抗议者表达了同样的失望情绪。他们已经联手，向明显虚伪的不正义秩序宣泄了自己的愤怒。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失业、恶劣的基础设施、政府失信、不必要的战争和受到操控的媒体，这些现象在不正义榜单中名列前茅。

 

抗议者们占领公共空间、参与非暴力不服从活动， 并在公共场所组成透明的专项管理委员会（ad-hoc governing councils），以此回应上述不正义现象。他们提出问题，但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与他们所谴责的政治安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也在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直 播未经编辑的新闻，发布自己的消息。

 

这种和平革命已经发展为全球性运动。

 

这些抗议者要求的不仅仅是换一批新政治家上台，而是重组全球金融结构。这意味着以新经济模式取代旧经济模式、改变基本政策，并重新评定各种根本假定和长久以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诸种价值。

 

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的是支持“贪婪”的各种政策，并要求产生新的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遵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经济模式，认为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不受约束的市场将达到平衡。 1989年，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先提出了这个说法。几十年来，它一直被视为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在全球范围内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无一例外 地适用。在这一金科玉律的支配下，进行债务杠杆工具交易的资本市场成为了创造财富的源泉。这些年间，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获取全球市场而将生产外包 给别人。这推动了股价上涨，却将美国国内一度生机勃勃的各种社区变成了“鬼城”。大众消费主义催生了一批单一的品牌，并抹杀了这些品牌的特色和个性。

 

眼下，要求进行新型结构调整的不是经济理论家，而是为不平等状况忧心不已的抗议者。一种新的全球共识可能正在形成。

 

对华盛顿共识的抵制始于15年前。1997年的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拒绝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主动建议，反而将计划与市场融为一体，打造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制度。基辛格顾问公 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称为“北京共识”。它促进了新兴经济体中的财政援助和改革，以谋求创新、多边主义，以及对机会和可持续性的分配。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活动人士意识到，通常的经济指 标忽视了福利和稳定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在亚洲兴起了新的指标和计划：喜马拉雅共识（Himalayan Consensus）。它由小额融资（microfinance）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倡导者不丹总理吉格梅·廷里（Lyonpo Jigmi Thinley）提出。该共识提出以下三项原则：保护种族多样性和地方认同；通过地方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小额融资向个人授权；支持社区发展并优先保 护环境。

 

一个占领华尔街的“工作组”（ working group）正在准备一幅可供替代的经济运动的蓝图。它建议加强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设立地方化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由于银行和风险资本融资 （venture-capital financing）有限，他们要求为小型地方企业提供建设性的融资方案，这对于各种社群的复兴至关重要。

同 时，为了存活下去，各个企业也在重新思考自己扮演的角色：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利润、股东所持的价值（shareholder values）或运营奖金（management bonuses）吗？一个企业怎样才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它能为其所在的社区、环境或雇员做些什么？这是否也应当算作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标准？新的法 人责任方案正在出台，绿色技术和社会—企业资金也正在启动。最后，政府也必须做出回应，制定能将企业引向新行为模式的贸易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

各国政府也必须重新检视自己的各种反应。导致快速消费的刺激计划无法解决经济困难，因为过度消费是众多问题之一。我们的星球正面临资源锐减的状况。因此，消费行为也必须改变。用于刺激消费的资金需要用于社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能够容纳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所有这些都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11 月29日，非洲共识提交讨论了一份名为《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Global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的文件，该文件在南非德班（Durban）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谈（UN climate change talk）上得到了各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该文件的提出者呼吁三方利益相关者——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采取自我减缓的措施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寄望于美国失败之后，他们转而劝说中国和印度担当“带头大哥”。他们呼吁应尽快采取行动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谈判每年都会遭遇的僵局，提出公民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最小公分母”。这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新共识应当具有的面孔。

“共识”这个词遍及从非洲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尽管各国在德班就气候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多边组织中真正的长期全球共识和金融体系本身仍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