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语言及英国全球化的下层阶级

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觉得，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下层阶级已然确立，其中牵涉到许多年轻暴徒所说的语言，这些人主要来自伦敦被边缘化的社会住房项目。这种方言被社会语言学家称为“多文化伦敦英语”或MLE，被主流媒体称为“加法伊腔”（Jafaican），它的出现或许可以让人们了解英国加速的全球化、英国英语的全球化和降低的社会流动性。

 

骚乱发生之后，许多评论家注意到了暴力破坏、虚无的物质主义和MLE的合流。比如《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从推特（Twitter）和黑莓即时消息（BlackBerry Messenger）上摘选的一系列劝告人们进行暴动的文字，包括“暴动开始了……曼德姆[一群男孩或小伙子]拿出球棒和球。一起来吧！”和“不管你哪头[社区]来的戴上巴利[巴拉克拉法帽、印花大手帕、面罩]连接起来搞坡坏。”（注：直接引文中的英语很不规范。）

 

在一场电视直播辩论中，都铎英国研究专家及名人历史学家理查德·斯塔基教授（Richard Starkey）讲述了白人下层阶级在“暴力、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流氓文化”的背景下“变黑了”。他认为大量使用“侵入”英国的牙买加土语是白人青年“黑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

 

他的观点引来自由评论人和政治家的大量批评，反对党新工党领袖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指出这种说法在21世纪“极其让人愤怒”。无数人呼吁对其进行制裁。然而他把那种“土语”描述为牙买加土语是不对的，因为他所指的语言是英国本地土生土长的方言。虽说不可否认斯塔基教授在一些观点上有失偏颇，他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忧虑，让人们注意到在伦敦街头被很多人所说的、由文化全球化直接催生的语言。

 

早在2001年，教育学者的研究发现伦敦学校里青少年儿童所说的语言和方言超过300种，MLE就是从这个非常多样化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最近由兰开斯特大学保罗·科尔斯威尔（Paul Kerswill）和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珍妮·切舍（Jenny Cheshire）所做的研究表明，这一新的语言形式在多种族背景的年轻人中使用的方式大致相同。它不只是俚语，而是一种方言，或“多种族语言”，是在一个多文化的空间里通过日常生活的分享、经历和协商而产生的。研究认为MLE有四个主要的来源：加勒比克利奥尔语，以牙买加语为主，它是几十年来伦敦街头语言的基础，也是很多说其他语言的人给它贴上“黑色”标签的原因；前殖民时期的英语，比如南亚和西非的英语；伦敦腔，指的是正在退化的伦敦工人阶级的方言；“语言学习者变体”，指的是非英语母语的人在没有专人指导、通过友人团体内部交流所学的英语。

 

当然，所有这些重新激起了英国著名的关于英语“沉寂”的辩论。但是这一次，暴乱才结束，开展辩论事关重大。有关语言粗俗化和“受限的”语言代码的束缚作用的观点来自于各种出人意料的方面。比如，林赛·约翰斯（Lindsay Johns），自称为嘻哈知识分子，认为他在南伦敦指导的年轻人在语言、教育和社交上都被“贫民窟语法”所困，他们无法进行“语码转换”而走出去。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描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年轻人没有能力在不同的语言、方言或语域间进行转换。林赛担心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年轻人可能会在心理上被一种限制性语言所困，这种语言更多的是用于表演，而不是反思。

 

在过去大约十年里，由于跟社区的关系加强，MLE出现的区域似乎缩小了，流氓团伙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最大的全球化城市的中心出现的一种新的超级恐怖主义。约翰·皮茨（John Pitts）关于“不得已的歹徒”的研究指出，对于年轻人来说，退出在这些街道的隶属关系越来越难。可喜的是这些社区身份都是后种族的，在首都伦敦的混合文化里“社区”比种族更重要。

 

但是年轻伦敦人在MLE方面的共同点可能代表着城市空间和心灵上的双重限制。这种限制发生的背景恰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青年人正经历危机：官方的英国青年失业率是20%，青少年功能性文盲是17%，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010年的研究报告，英国是欧洲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之一。

 

许多对这个危机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它的诸多方面，这是受限于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种种政治正确和自由主义教条。当代受到这种限制的例子是1999年关于制度上的种族主义的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这份报告错漏百出，但影响深远，其中的简化和逻辑矛盾只有新工党政府教条式的狂热可以匹敌，工党就是以那种狂热在21世纪头十年里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然而，格斯·约翰（Gus John），一位圭亚那出生的作家和活动家，几十年来从事加勒比黑人社区授权和英国教育工作，最近说出了白人自由主义社会语言学家不敢大声说的话：下层阶级所经历的大部分障碍和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他们本身的文化模式之内。

 

约翰的声音就是绝望的叫喊，要求人们认识到问题的真实性。它并不是人们惯常所想的那样，少数民族是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社会不公正的被动受害者。今年早些时候，暴动还未发生时，约翰发起了针对非洲人社区发生的持枪和持刀谋杀案的“民族调查”活动。语言的作用和它的残酷性是最突出的：“‘黑人的话语’、街头语言或俚语都不应该包含冷漠的表达，比如‘他死了’（duppied），表示他被枪打死或被刀捅死，或者他‘戴了个假发’，意思是他头部中枪。所有这些代表着一定程度的残酷和野蛮，它不仅让行凶者失去人性，也让整个社区和社会失去了人性”。

 

把一个全球化的、多种族的下层阶级纳入社会主流是英国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一阶级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但很难走出区域性越来越明显和社会功能越来越失效的社区。消除一种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的青年文化并非易事，甚至会变得愈发困难，如果处理这个问题的人们继续相信下层阶级的痛苦和社会病理完全是其他人的过错的话。这要求人们结束他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MLE只是街头的一种初级的、有限的语言形式。如果任由MLE发展，它只会永久地把说它的人禁锢在越来越原始的“社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