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对全球的影响——上篇
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很快会成为全球性问题。耶鲁全球这组上下两篇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趋势和挑战，以及合作的潜力。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芬加（Thomas Fingar）写道，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既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成就之一，也可能引发内乱，“中国可能特别容易为境外的、不受其掌控的发展所伤害”。他指出四种需要中国领导人回应的趋势：专挑最容易的任务的战略决定，对比较棘手的事情则拖拉不前；来自其它新兴经济体好勇斗狠的竞争；不断膨胀的老龄人口的各种需要；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它监管着日益复杂的政策环境，无法及时捕捉错误所在。中国与其它国家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挑战与合作机遇。芬加最后指出，承认这些趋势并鼓励国内外合作，这是中国克服困境的第一步。——耶鲁全球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对全球的影响——上篇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集中在期望增加而竞争加剧
Monday, January 16, 2012
帕洛阿尔托：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融入世界，并在此过程中让数百万公民摆脱贫困，无疑是成功全球化的典范。不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以及各种全球性趋势的存在，也引导和制约着北京政府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政治挑战的能力。
全球性趋势波及所有国家，但中国可能特别容易为境外的、不受其掌控的发展所伤害。中国的领导人承认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样的、复杂的，但似乎决意以自力更生、循序渐进的姿态来应对。他们如何回应那些挑战、回应得好不好，这将会对中国和世界造成重大影响。
这些挑战集中在种种期待纷至沓来，但竞争却不断加剧。
所幸兼备天时地利人和，中国自邓小平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30年间，成果斐然。如今有更多的中国公民比以往过得更好，不少人更期待着跻身于有特权的中产阶级行列。憧憬与期待前所未有地高涨。形势的确一片大好，然而这也必然给中国领导人带来重大挑战，因为若干趋势表明，要满足人们的期待可能越来越不容易了。
尤其是中国要想维持此前的增长速度和生活水准的改善速度，将会愈加困难起来。
一种可见的趋势源自之前的战略决定：首先搞定最容易的任务，以便获得有形裨益的“提前丰收”，这样就可积累经验、树立信心，应对下一波挑战。按照设计，每一波后续的挑战都比之前的更加棘手。上述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决定先致力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继而推进到不太发达的内陆地区，后者的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备，营养相对不良，教育搞得也不够好。再比如以低成本产品装配者的身份加入国际产业链，而这些产品是由他国设计、制造和销售的。要维系成功果实，就得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以便完成要求更高、待遇更好的业务。另一些棘手挑战是由政策引发的，这类政策刻意控制内需，但可预见的后果包括日益加剧的通胀压力和全国范围的财产泡沫。
第二类挑战出自这样的事实：与过去相比，中国如今面对的竞争更激烈，而且未来还将继续如此。邓小平当年决定通过效仿日本、台湾及其它快速现代化国家或地区，把自强作为长期不动摇的目标来抓，他这是在回应卡特政府对中国的事实上的邀请，即利用“自由世界”的经济机遇而无需成为其盟国或更改政体。这带给中国实际上无竞争条件下得天独厚的十年发展良机，直到苏联解体、冷战落幕。中国好好把握住了这一机遇，从那时开始利用与外国合作的经验与交情，从而走在了中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前面。
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其它“不结盟”国家在局外徘徊的时间更久，这也给中国的优势锦上添花。如今世界市场上的参与者多了，潜在竞争对手也多了，因为有了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他们学习的速度比预期的更快。以往的中国实际上是世界市场中唯一的发展中大国，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国际产业链的可选择面要宽得多。
第三组挑战主要涉及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趋势与影响。一个老生常谈但却非同寻常的挑战是：国民还没来得及富裕起来却已趋于老龄化，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许多国家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譬如日本、韩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但这些国家远比中国发达，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来满足本国老年公民的需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统计学上的转变，在一般情况下，该转变的出现会伴随着更高的生活水准、在教育和就业机会上对妇女更多的关照以及数百万人的独立选择。
中国必须要么建立和落实一套大范围铺开且代价高昂的体制来供养老年国民，削减可用于其它目标的金钱和资源，要么就去承受让个人和夫妻赡养父母、祖父母而酿成的后果。而由于当今中国社会中，在核心家庭之外就没有什么同辈或上一辈的亲属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广泛后果让前述挑战更加复杂了。
第四项挑战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特征。三十年来，中国能够这么迅速地崛起，确是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单一制国家，而非各省拥有重大独立权威的联邦制国家。这种政制特点有助于当机立断，也使得一个日趋庞杂的系统的内部协调变得相对简单。这类体制有利亦有弊。鉴于“所有的”关键决策都是由体制顶端那少数几位时间、精力和知识皆有限的官员来做出的，这就出现了风险。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现代和繁荣，它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地区、经济部门、利益群体及其它组成部分对政治体制的期待五花八门。要想理清各种关注点和要求，并成功地驾驭和平衡相互竞争的需要，将会变得越来越难办。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加剧另一项挑战，即大多数时候决策“正确”，对错误没有铺垫、措手不及。分权体制相对笨重，但避免了单点故障。单点故障（single-point failure）的危险，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冲突观点的数目以及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从逻辑上讲，决策越迫切，失误的几率越高。从理论上说，一种体制可能在某个点上被庞大的任务压垮，这是任何体制都存在的情况。欧元区危机或许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承认上述挑战，绝不意味着悲观地预言回天乏术的失败。其实，鉴于世界各国都已在研究、审议和争论那些隐约可见但尚未降临的挑战，这有助于尽可能避免最负面的或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缓解那些难以完全杜绝的后果，并利用诸多朝向如下事物的趋势，即加强合作、接受相互依存和能够取长补短。
那些清晰可辨的趋势不仅指明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而且指明了共同利益与合作机遇。无论中国是否继续避免积极地在全球层面应对挑战，以便致力于国内问题，这都将塑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其它国家的行动亦如此，无论它们是巩固中国化解问题的能力还是给中国添乱。
托马斯·芬加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院（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首届奥克森贝格-勒伦杰出研究员。他从2005年至2008年担任国家情报分析（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alysis）第一副主任，兼任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他最新的著作是《降低不确定性：情报分析与国家安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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