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对全球的影响——下篇

斯德哥尔摩：从香港往东北方向200哩便是广东省乌坎村，该村在十二月下旬让自己登上了史册。村民愤怒地抗议土地被强征和政府腐败，一位村民领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猝死，这激起了村民的怒火，把共产党和政府官员赶出了村子，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绝不妥协。

在某种意义上，乌坎事件没什么特别的，成千上万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各地发生。然而，一叶知秋，乌坎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这场不断演变的戏里的各种元素，并且认真地提醒着人们，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随着抗议事件扩散到其它城镇，而且全世界都在注视，党别无选择，只好妥协让步；广东省支持改革的党书记汪洋派出省委副书记，跟村民选举出来的抗议领袖达成协议。

协议达成后，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宣布：“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总理触及了系统中敏感的神经。根据最近的估计，土地强征可能占地方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而且是腐败的重要源头。随着建设延伸到世界基本看不到的角落，问题就越发严重。最新的估计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建设占GDP的百分之十三。

结果，房地产发展商为了投资而攫取更多的土地，建起了自己的“土地银行”，土地价格随之飙升。但是，随着过去几个月里房子跟土地的价格都出现下降，泡沫开始破碎，土地拍卖也无人竞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威胁，有可能枯竭。

简言之，乌坎事件以及在处理“群众事件”时的特别态度让人从根本上质疑政府的可靠性和管理能力。

被中国政府称为“群众事件”的数量从2005年的84000宗上升到2010年大约180000宗。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隔离这些抗议，控制任何组建大规模组织的行为。但是，这一策略变得越来越不好用。包括互联网、微博和手机相机等的数字文化正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在过去两年里，微博的用户从为数不多到超过三亿。互联网内与互联网外发生的事情会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共产党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阻断这种联系。

看到这些发展，可以参考一下研究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的极权主义问题上的三种学说：民主说、倾覆说和弹性极权主义说。

近年来，第三种学说成为 了主流。根据这种学说，极权体系所展示的灵活性和效率，要比批评家预言政权倾覆时所指出的要多得多。在三十多年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这已不言自明。

裴宜理（Elisabeth Perry）和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都是“弹性”或“适应性”学说的支持者，几个月前出版了让人等待已久的论文集《毛泽东看不见的手：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书名体现了他们的论点，即毛泽东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工作模式，就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控制和群众动员至上的“游击队政策风格”，该模式仍在发挥作用。他们的评价指出，“在经历了1976年毛泽东之死，1989年天安门动荡，1997年邓小平之死，以及2008年到2009年间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暴动之后，该政权非但没有衰老破败，反而好像不断变得更善于处理棘手的挑战，包括从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和民众抗议，到行政重组、法制化，甚至是全球整合。”

作者们明确地表明，他们不是要预测未来，而且解释过去。然而，在未来复杂的几年来，随着中国出现领导层变动以及国内外挑战加剧，他们的观点将被检验。

《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比寻常的崛起下脆弱的财政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2011）的作者卡尔·沃尔特（Carl E. Walter）和弗雷瑟·豪伊（Fraser J. T. Howie）指出，中国的党政合一越发由“特别利益集团”所主导，领头的是“国家队”，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运主导人。”位于该团队核心的是党和商业利益的精英，而他们都集中于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或称“国家冠军”。作者论到，“国家冠军加上他们的亲朋戚友一起掠夺了该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聚敛了大量财富。”在他们看来，前总理朱镕基关于把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视野“已经逐渐消失”。作者并没有预测倒台，而是描述了一个明显不能持续的状态。

如果说这两位作者跟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描述的是同一个国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作为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林毅夫在他2011年出版的《解开中国经济的神秘面纱》（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一书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很有潜力让目前的发展动力再持续二十年或更多。”

林毅夫的依据是关于落后的潜在优势理论，以及历史上日本、台湾和韩国当年在达到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时，还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了二十年。尽管林毅夫也对缺乏国企改革和中国扩大的差距深表忧虑，他还是很有信心地认为，共产党将有技巧地越过这些问题；很明显，他认为该体系具有弹性。

毫无疑问，我们很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来探索中国的未来。世界上研究中国的权威之一，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行动就是编纂并在2011年出版了《规划中国的未来：国内与国际的挑战》（Charting China’s Future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关于中国共产党，布略斯伽（Kjeld-Erik Broedsgaard ）写到，“在近几年经历了重生。”罗德·崴（Rod Wye）似乎更贴近实际，他指出“现实与政治体系分离”的氛围越发浓厚。瑞雪·墨菲（Rachel Murphy）对市民社会与媒体的把握很好，但她指出，“合一的党国对在公共领域可允许的谈话尺度仍然保持严格的掌握。”读者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他们对微博避而不谈。在未来两年，微博数量可能超过五亿。

沈大伟在文集结论中提到，“关于中国将来唯一可以完全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安全的预测：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在未来几年里会受到重大的挑战。

在哈佛大学最近的一次活动中，研究中国的学者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把中国的变化描述为“像一个球弹跳着滚下山，越滚越快。”2012年出现的第五代接班人必须非常机敏，才能应付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