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改革不会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

梅德福（Medford）：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声可能会引起国外的关注，但这在选举年并不反常。一项近距离的观察揭示出这一状况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

巴 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其国情咨文演说（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建议：应调整税法以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他特别希望鼓励美国企业保持美国制造业的职位，并将已经转移到外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由 于制造业就业是近期就业适度复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奥巴马的观点貌似有理。美国的确需要税收改革，但这种调整在整个就业大局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事 实是：制造业正在走农业的老路。很久以前，农业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力和产量，但不断提高的生产力降低了对工人的需求。即便是出口产品，其生产力的提高也超 出了需求。到1900年，美国全部就业机会的40%都来自农业。尽管美国现今生产的食品和纤维制品多于以往，但农业在产量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仅有1.5 %到3%。眼下，农业就业机会可能稍微增长了一些。但从根本上讲，农业是而且将一直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一小部分，尽管生物燃料得到了改进。服务业就业机会现 在几乎占全部就业机会的90%。

1979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急剧下降。1979年，制造业的就业总人数达2100万，而现在则少于1200万——其中大部分降幅始于2000年。在总劳 动人口中，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22%下降到9%。从1979年到2007年，制造业的实际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但其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从21% 下跌到11%。尽管美国制造品的贸易逆差加剧了就业机会长期减少的趋势，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导致失业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力的提高。由于机械自动化和科学 技术的应用，现在每位工厂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是30年前的四倍左右。即便优质产品的制造重回美国，就业机会的增幅也相对不大。在制造业中，生产力不断提高， 其速度远大于整体经济的增长。

自 1990年起，美国的贸易逆差开始猛增，并在回落了几千亿美元之前于2006年达到顶峰。其中大部分逆差来自制造品，但制造品的贸易逆差在美国的厂家销售 量中仅占7%。不断增长的制造品出口足以与进口相抵。这些出口将产生不超过100万的新工作——在2000年以来制造业流失的工作中，这只占一小部分。

那 么，继2007到2009年间流失了230万工人之后，2009年以来制造业的工人为什么增加了30万？其主要原因包括：美元疲软使美国的产品富于竞争 力、中国工人工资增长、美国工人工资降低、美国工厂的生产力提高，以及运输费用增加——这促使各家工厂都将厂址迁至距离市场更近的地方。

尽 管制造业正适度增长，但距离就业稳固增长的前景仍很遥远。在众多原因中，有一个是现行的税收政策。据称，美国针对在世界各地所得利润征收的利润税对国内制 造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除非将资金调回国内，否则在国外赚的钱不需要在美国上税——在世界各地赚取的跨国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成为境外利润。因 此，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将数十亿美元留在海外，而不为这些利润缴纳税金。这样做是合法的。

任 何不需要将资金调回本国的企业都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企业利润税的税率为35%。在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中，几乎没有哪个企业实际上缴纳了那么多的税金——最 著名的是通用电气公司（GE），它在2010年几乎没有缴纳任何企业税。更为普遍的是，所有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是25%，但这包括一些没有什么能力将利润 转移到国外的国内公司。一些企业游说者正在倡议：应当向将利润调回国内的企业提供暂时的税收减免。

2004 年，美国就出台过一项这样的减免计划——减免后的税率为5.25%，而不是零税率。眼下，人们又提议出台另一项减免计划。针对2004年税收减免进行的研 究表明：在调回国内的利润中，有极少一部分被用于投资新工厂和设备。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增加股息和股票回买（stock buybacks）。尽管在2004年实施税收减免之后，排名前20的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从2700亿美元减至1520亿美元，但到2010年，这些公司 的海外资产增长到了4270亿美元。企业税率的大幅减免，再加上税收减免导致的低就业和低投资，以上状况无不表明：美国的税收体系的确需要一次根本改革。

奥 巴马提议对所有跨国经济活动征收全球税（worldwide tax），并为那些在美国投资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这些提议与其说是一种改革，不如说是对一个有缺陷的体系进行小修小补。在扣除其他司法管辖区征收的税金 （credits for taxes imposed by other jurisdictions）这个问题上，他的计划将会陷入困境。将任何收入转移到国内的制造业，都将使这个已经繁冗不堪的体系变得更复杂。那些努力钻研 避税方法的财税专家将更加忙碌。无论如何，今年采取立法行动似乎是不可能的。

无 论采取何种方法使财税改革在陷入僵局的美国国会中通过立法泥潭，其积极影响似乎都是：增加的就业只是2007到2009年期间失业量的一小部分。过去50 年中，制造业就业最大的单年或多年增长量都是100万个就业机会——已经有研究表明，税收政策不如生产力、工资或汇率有效。

不断增加的总需求和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控制成本仍将是就业形势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但创新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苹果产品iPad和波音787之所以卖得好，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领先、设计精良，而不只是价格优势。苹果产品并不在美国本土生产，但大部分的设计和经销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如果说美国的制造业拥有一项比较优势——真正的盈利能力，那么该项优势或许就在于需要拥有高端技术和工程的尖端生产。

有一个问题有时会被人们遗忘，那就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的日子里——仅仅35年前——工会往往会为了更高的工资和补助与资方讨价还价，但其这一杠杆作用现在已经大大减弱了。迫于全球化、竞争、外包和临时工作的压力，在私营部门中，现在仅有7%的工人加入工会，相较1973年的39%大幅减少。汽车工厂新雇员的工资是每小时16到19美元，只比过去实际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就算增加了就业机会，工人们的工资也少于以往。当然，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好于没有工作，但企业发放的工资额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

改变税收体系不会增加太多的工作。长期趋势将是继续通过运用机械自动化和减少工厂雇员来提高生产力。减少制造品的贸易逆差将有助于恢复过去十年流失的一部分工作，但并不会扭转这一趋势。对1300万未就业人员而言，就业机会增加了。而另外1000万未充分就业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将主要流向各服务部门，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数现在占美国就业人数的绝大部分。制造业产量的增长速度远大于几年前，但我们不能期望美国回到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大量高薪水、高补助的工作的日子。尽管伴随着痛苦，但这一页可能已经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