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运动能使童工消失吗？

军事行动、援助救济以及贸易往来的组合已对几百万人的命运产生影响，然而其有限的能力并不足以成就长期的积极作用。许多干预行动的目标地区至今仍动荡不安。常常得不到媒体报道的冲突与饥荒仍旧侵袭着非洲。

要让社会实现由冲突与贫困向富裕与发展的转变就好像是在拼图，一种不同形式的干预可能正是我们长久以来没把握好的那一块：公司干预，即不依赖由上至下的“滴流效应”（drip-down effect）而针对供应链底部的干预形式，

在供应链的底部，生活着那些为西方商场里的消费品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百姓却无法参与利益的分享，反而要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工作，勉强维生。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孩童要被迫为巧克力商采可可，为制衣商摘棉花，或是为手机生产商挖掘钶钽铁矿（coltan），这不过是从全球各地光鲜的百货店货架上略举一二为例。

长期以来，这些都被视作人权问题，偶尔会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扯动一下观众的心弦，但现在，它们正飞速演化成与利益攸关的商业问题。

许多公司的董事会对劳工受虐的态度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1758 年，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描绘了一场他笔下经典主人公憨第德（Candide）与一个苏里南（Surinam）断肢糖厂工人的对话。工人 说：“如果我们在糖厂工作的时候手指夹进了机器，他们会把一只手都砍了；如果我们想逃跑，他们就砍掉一条腿。这两件事我都经历了，而这就是我们为你们在欧 洲吃到的糖所付出的代价。”

20 世纪伊始，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一家巧克力厂（现已被卡夫Kraft收购）的创始人，曾说服英国抵制从葡萄牙圣多美普林西比（Portuguese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进口可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奴隶。当然，也有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抵制在时间上经过精心策划，为的是帮助吉百利抢占商机。

如今，参与抗议运动的人们被告知，单纯的抵制可能恰会破坏其目标保护人群的生计，同时，公司的盈利也会受到冲击，而这些公司或许正是消费者养老基金的投资所在。

上世纪末，一系列调查揭露了发生在西非科特迪瓦残忍的儿童奴役现象。孩子们被拐卖到农场，上了镣铐，断了双脚，严禁逃离。一旦试图跑出农场就会遭到殴打。

大 的巧克力公司如雀巢、玛氏（Mars）、好时（Hershey）很清楚自己公司用的可可大多是从科特迪瓦来的，因为该国供应着几乎全球总量一半的可可。但 一开始，他们大都对此表示否认并威胁要起诉相关机构。直到美国国会开始施压，他们才在2001年签署了一项协议，保证在2005年以前，消除被他们称之为 “最糟糕的童工雇佣方式”。

可是，这些大公司并没有实现承诺，所做的其他应允也都一一流产。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呼声却是与日俱增，积极参与抗议的人们指责该行业与腐败的政府形成不道德的勾结。

2011年3月，在协议签署十年后，一项由美国政府赞助的研究显示，在加纳和科特迪瓦，有多达180万的儿童参与了和可可生产相关的工作。其中，许多孩子正面临辍学或是工作环境恶劣的威胁。

此次由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开展、并得到美国劳工部支持的调研指出，该行业的相关努力“并不足够”，尚需要进一步的投入。

另一项由英国广播公司于1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童工现象遍及整个可可生产地带，孩子们与家人分离，直接曝露于杀虫剂的危害之下，并且，他们在使用大刀割取可可豆时也不穿任何的保护衣物。该行业的童工现象似乎比十年前更猖獗。

其实，巧克力生产行业也并不是个案。

制 衣行业的全球年利润大约在2万亿美元以上。但大多数高街零售商和设计师都不太清楚棉花从哪里来，如何收割，如何加工。供应链中同样存在儿童拐卖的情况。孩 子被卖到工厂工作，而在那里，散扬的棉絮往往会导致吸入性肺炎——工业革命时期这种现象也曾十分普遍，而在这一历史时期过后，类似的工作环境被严令禁止。 许多服装公司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应该由供应商和外国政府来保证良好的劳工待遇。

直到如今，生产商都一直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视作推高成本、增加限制的眼中钉。他们设立相应部门专门负责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些事和公司的核心业务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要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维护好公司的声誉。

但正是公司的这种动机可能会为我们催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社交网络和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令消费者对这些情况更为关注，也因此更有影响力。

其次，随着市场的扩张，公司要保护好自己的供应链。例如，在科特迪瓦，陈年可可树必须被替换为新苗，但如果长年的可可栽种令农民生活仍然贫苦，他们就会寻找其他能够带来更好经济效益的作物进行生产。所以，巧克力公司要能够为他们提供生产动机。

第三，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新买家将供应链的安全性视作是自身生存的关键。在传统的供应链体系中，农民们艰难维持生计，无法预估的市场波动往往会对他们造成巨大影响，而新兴买家们正在研究如何摆脱这一切束缚。

不难想象，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些后来者会为稳固收益而建立起新的“源对源”（source-to-store）供应链模式。

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仅限于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movement）的纸上谈兵，不少主流生产厂商对此依然不屑一顾。

但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行动。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已经委托独立的审计机构对可可种植进行调查。今年1月，苹果公司也聘请了同一家机构对公司的供应链进行跟踪。服装零售商玛莎（Marks and Spencer）也已展开类似研究。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调查将会印证积极人士早先提到的情况——虐待童工的现象普遍存在于非洲的可可生产地，棉花农场、加工厂，还有为高街新奇玩意提供廉价金属的矿厂。

现在的问题是，公司将会通过怎样的干预来推动这轮变革。

如果要成功，公司和政府必须先要齐心协力推出大家都接受的教育、医疗以及运输标准。腐败政府和富有跨国集团之间以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勾结必须终结，如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这样的审查机构，溯源未来（Historic Futures）这样的跟踪机构或是其他相关组织都要对此进行监督。

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要依靠营养不良、毫无自由的童工来生产原材料，这种现象不禁令人忧虑，更令人无法心安。

跨国企业早已投注大量精力来研究自己商业计划中的销售目标和市场预测，但他们并不清楚——也甚少讨论——一旦供应链干预行动得以有效施行，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大约有1.5亿5-14岁的童工，这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量的一半。而如果他们现在不是处境贫寒、缺乏教育，那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孩子完全可以通过的知识的累积成为令整个国际经济发生转变的重要力量。

如能实现改观，那么最穷苦的家庭就能转变成纳税人、社会的利益攸关方以及消费者。或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会质疑这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只是天真的妄想？

但他们应该回读历史，看看伏尔泰当时如何因颠覆社会的罪名而言论遭禁，乔治•吉百利又如何为他公司的可可来源而心怀忧虑；还有，随着国际社会即将踏上西方社会曾走过的这段历程，人们应该看看公司干预是如何帮助西方社会一步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