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主，不要孩子
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选择推迟生育，有些人甚至决定完全不要孩子。经济萧条、失业率高、教育背景和职业追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有十分之一的女性在接近五十岁时还没有子女。而在意大利和瑞士，这个比率达到了四分之一。这样的人口趋势会为高福利的民主国家带来麻烦：选民老龄化可能会导致儿童教育基金和社区活动支持的减少；年轻人数量骤减，但是依然要承担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费用。为了鼓励生育，政府尝试了现金奖励、税收抵免等各种方法，甚至还采用了一些惩罚性的措施，如征收“无子女税”、限制避孕及女性的职业和教育机会。当然，意外生育的孩子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法国政府在平衡女性职业、为公民提供切实保护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相关福利包括：产假及陪产假、儿童保育、课后计划和现金津贴等。——耶鲁全球
自己做主，不要孩子
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不生孩子，这给政府和老人带来了困扰
Friday, March 2, 2012
纽约：世界人口的数量 将要突破七十亿大关了，这是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另外一个人口统计学现象却不怎么受关注，即：不愿生育子女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 家，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的数量都不超过两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样的生育率肯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减少。自主决定不要子女的人数 增多，将会影响到政府关于老人的政策，这不仅对老年人不利，而且会产生其它不良影响，如青少年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教育人口结构失衡等。
以前人们普遍早婚，而且节育措施很少，只有不到3％的女性在接近五十岁的时候仍然没有孩子。可靠的节育方法——即口服避孕药——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出现，婚内无子的状况几乎完全不是出于自主选择。
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由此带来了晚婚、女性就业、结婚率降低，避孕和堕胎更加普遍了，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比例超过了3％。
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追求就业、职业发展和自我充实。她们的生育年龄也因此推后了。例如，在1970年和2008年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 年龄从24岁提高到了28岁。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较高，要接近30岁。因为年龄偏大、生育较晚，有些女性会觉得受孕比较困难。
生育问题与女性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例如，相比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不要子女的概率更高。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不是尽早成家。高学历女性生育率低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她们不愿意嫁给比自己学历低的男人。
总的来说，从就业、职业发展和工作机会的角度讲，女性生养孩子付出的代价比男性要高，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寻求两性平等的女性。
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 接近五十岁还不育子女的女性的比例通常都低于10％。在一些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和土耳其，接近五十岁还无子女的女性的比例在 5％以下。相比之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生育年龄结束之前还不育子女的女性的比例要高于10％。在有些国家，如英国、德国、荷兰和美国，这个比例非常 高，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五十无子。意大利和瑞士的比例要更高，大约是四分之一。（见图表）
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美国，接近五十岁还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比例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增加了一倍。
政府政策会影响生育率。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产假及陪产假、儿童保育、工时缩减、就业保障、现金津贴、税收抵免及其它的财政激励。惩罚性的政策也有，如禁止堕胎和避孕、限制女童教育和女性就业。
政府对父母的切实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够影响夫妻的生育计划。例如，法国无子女的家庭的比率是10％左右，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和方案来促进家庭建设、辅助女性就业，如为父母提供产假及陪产假、托儿所、课后辅导计划及子女津贴等福利。
俄罗斯无子女家庭的比 例跟法国差不多，但是它的人口出生率更低，所以俄罗斯政府正在积极考虑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为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财政支持和免费土地、提高学生 奖学金、降低房地产成本等。更进一步的生育鼓励措施也出炉了，包括：恢复1941年至1992年苏联时期征收的“无子女税”——即无子女的男性（25岁至 50岁）和女性（20岁至45岁）要额外将每月薪金的6％支付给政府。其它的低生育率国家，如乌克兰和德国，也在讨论是否该向那些自主决定不要子女的公民 征收特别税。
女人选择不育子女往往 不是因为生活方式上的问题，如刻意追求个人享受、拒绝承担生养责任等。大多数人是被一系列事情耽搁了，如接受高等教育、就业、寻找合适的伴侣，以及分居或 离婚等。在美国，由于她们的教育程度高，年轻、单身、无子女的女性比男性收入更多，这也导致了她们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
很多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家庭的期望越来越现实了，特别是在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知道很多婚姻都是以分居和离婚而告终的。现在，结婚生子的文化压力比过去大大降低，丁克生活也越来越被人们接受。
历史上，不要子女的现象罕见，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家庭的规模都比较大。而在今天，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了，不要后代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举例来说，在美国，四十岁以上、育有三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女性的百分比从1976年的59％下降到了2010年的29％。意大利家庭传统上都是大家庭，20世纪80年代初，四十岁以上、育有四个或更多孩子的女性的比例占到了17％，但如今只有不到5%了。
自 主选择不育子女的做法使得生育率低于了更替水平（平均每名女性要生育两个孩子），这降低了未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了老年人的比例，从而增加了老龄人口抚养 比率。反过来，这也会增加老人赡养开销，减少儿童的教育经费和其它社区活动支持。这些人口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劳动力数量、移民水平、投票模 式、税收、养老金支出、教育经费和医疗保健费用等方面。
最 近有证据表明，老年无子的老人，尤其是女性，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无子女的老年人缺乏卫生保健和社会支持，而成年子女跟专业的护理人 员一样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同样的，如果观察美国几个州的情况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有孩子的老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的医疗成本可能更高、医疗保健 需求要更复杂。
预计孤寡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增长，特别是女性。例如，在意大利和美国， 65岁以上（包括65岁）、没有子女的女性的数量预计将在未来四十年内翻两番。这些预测引发了关于孤寡老人照料问题的讨论。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减、丁克家庭的增多，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较低，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回升到更替水平。较高的青年失业率、持续的经济衰退，以及难以快速恢复的黯淡前景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前很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赤字，未来这些福利国家将何去何从？激烈的谈判之后，政府福利可能会相应减少，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金。这点从最近的一个例子中就可窥见一斑了：最新批准的美国长期保险计划甚至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被大幅度削减了。
可以预计，未来的福利计划会遭到大幅削减——欧洲国家已经付诸实践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是否能够为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提供足够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呢？这点不禁让人怀疑。
约瑟夫•夏米是前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巴瑞•米尔金是一位独立顾问。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