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中国的未来——下篇
不平等有许多表现形式，大多数会对孩子造成潜在的悲剧性后果。本系列两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富裕的城市孩子与穷苦的农村孩子之间的机会差距。在下篇文章中，瓮笙和（Karen Eggleston）和一个由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研究员组成的团队关注了中国农村穷人的困境和一个八岁男孩的处境。宏力（化名）跟几百万农村孩子一样，患有缺铁性贫血。病情严重的话，如果不进行治疗，将造成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无法适应中国生搬硬套的教育制度。他的父母在遥远的一个工业区工作，过春节时才回家。政府面临的问题纷繁芜杂。提高最低工资对贫困家庭有利，但却鼓励了孩子们早日离开学校。“提高对中国贫苦农村青年的公共健康和教育投资刻不容缓，”作者们写道。“如果政府十年后才行动起来，那或许就难以避免影响中国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风险了。”——耶鲁全球
孩子，中国的未来——下篇
人口老龄化和贫困要求增加对中国农村青年的投资
Wednesday, March 14, 2012
定西县：王宏力（音译），八岁，生活在中国最贫 困的农业省份之一——甘肃省——的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偏远农村。对他来说，过上幸福生活的前景就像当地的环境一样萧瑟、暗沉。他没有走在成为中国新兴的中 产阶层的道路上。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的这一新兴阶层通常挥金如土、精通电脑，是“世界人”。
宏力是化名。他的父母在一个遥远的工业区打工，只在过春节的的时候回家呆上三个星期。周末时由奶奶照顾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其余时间他住校，跟另外36名同学住在一个长四米、宽四米、没有暖气的房间里，三个人挤一张床。
宏力患有缺铁性贫血，但他的家人和老师都不知 道。据研究人员记载，贫苦农村地区的孩子中，有30%患有贫血。即使研究人员发现宏力患贫血，并且对他进行治疗，一旦研究过程结束、他不再享有专门的饮食 补充品之后，贫血症可能会再度发生。虽然教育宣传册上对贫血的预防进行了宣传，他的三餐可能仍将回到谷物主食加一点咸菜的简单搭配上。
不足为奇，宏力的成绩不好。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教 育系统中，他考上高中的机会很小，上大学的机会更是渺茫。在未来中国的高工资经济中，宏力所能期望的只是在省会城市兰州做一份卑微的工作，或者在其他地方 当一名临时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永久居住资格，即户口，他只能享受有限的城市社会服务。他可能会遭遇长期失业，或者进行灰色经济活动，甚至犯罪。他也可能不 结婚，成为中国因巨大的性别比例失衡而“被单身”的成千上万光棍中的一员。
宏力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他仅是中国广大的内 陆贫困农村中5000万学龄青少年之一。最近斯坦福大学和中国的合作研究者发现，陕西省39%的四年级学生患有贫血，西北其他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当；在贫困 的西南地区，如贵州省，患有肠道蠕虫病的农村孩子多达40%。全中国数百万的贫苦农村学生得了近视眼，但都没有戴眼镜。
由于中国的城市人生的孩子少，像宏力这样的贫困农村孩子占中国学龄孩子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占据了未来劳动力的很大比重。如果中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抵消因老龄化而造成的劳动力群体缩小，那么年轻人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
许多观察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持续，它依赖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效力。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农村已经被清空了，留在村子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非技术性人员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速。
工资增长对减少贫困应当是好事。然而，工资增长抬高了留在学校上学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因为中国的高中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行列，即使是农村的公办中学也是如此。
允许农村学生从初中或高中辍学是短视的行为，虽 然这将缓和如今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但却是以他们的未来为代价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免除高中学费或者减少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利于提高初中生的学习成绩， 并且大大地增加入读高中的升学比例。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使用激励措施，比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来鼓励孩子留在学校。公共健康和教育部 门也没有积极开展合作来解决包括精神健康在内的营养和医疗上的问题，如果以学校为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会是行之有效的。
以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为基础的教育系统不会教授 孩子们如何学习。职业教育系统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中国的学校倾向于把资源聚集到优等生身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按成绩被分班，考试成绩往往是成功的唯一 标准。最近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数字鸿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贫苦的农村地区电脑的普及率较低。
中国政府正在增加用于学校设施建设的开支，提高教师工资。然而，这些措施远远不够。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几乎所有的韩国学生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中国的贫苦农村里只有不到一半的青年就读学术高中，上大学生的比例仍是个位数。
加大对中国贫苦农村地区年轻人的公共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刻不容缓。如果政府在十年之后才行动起来，或许就无法避免有碍中国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风险。
中国一定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吗？在六十年代早期，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是文盲；如今，只有不到5%的人是文盲。到2010年，约一亿两千万中国人完成了大学学业。相比印度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寿命更长，而且基本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地。
然而，改变的步伐加快了，居民的期望也更高了。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基本营养问题和肠道蠕虫病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根除了。1950年代，中国的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一半；197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因 此，中国在变富之前就已经老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城市化，以及巨大的性别比例失衡，这些是社会和经济管理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人口学挑战的代表。政策选择 复杂，局限性大，而且过失风险始终真实存在。
对资源的竞争，包括养老金、长期护理、老年人医 疗等，增加了出台及时应对政策的难度，同时由于农村缺乏年轻人，这也给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问题。政府那些意图良好的“和谐社会”项目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大量未 得到资助的授权。政府尝试把村民迁移至人口更加密集的新社区，但村民因被赶出家园而感到气愤，他们怀疑当地政府的意图只是为了开发而征用土地。
数百万的农民工跟王宏力的父母一样，在经济不景 气的时候返回他们的农村老家。城市化削弱了这种吸收未来经济震荡的能力。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努力——增强对非正式社会团体的调整性控制和改善用于消 除社会压力的策略——加剧了官僚作风状况，这也是公众最主要的不满之处。温家宝总理公布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是近20年中最低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未 来经济增长将放缓，部分原因是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当一个经济体用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经济集中在技术领域时，它的生产率增速变慢了。工业结 构升级的成本高昂，这将挤压政府承诺的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能力，造成社会压力积聚。
中国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和繁 荣，取决于当今的年轻人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水平，这使他们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由技术驱动的全球化世界中获得发展。未来适应力强的公有和私有部门的领导必须能 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当即采取行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年轻人，尤其是农村贫困的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进行更多的投资。
瓮笙和（Karen Eggleston）、戴慕珍（Jean Oi）、罗思高（Scott Rozelle）和周雪光是斯坦福大学教师；孙昂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作者感谢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巴瑞•易臣格瑞（Barry Eichengreen），丹•施奈德（Dan Sneider），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王丰的评论。
2012年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