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北部向南部开战

由于不愿意进行痛苦的改革，希腊的某些人把货币贬值看作一种相对轻松的解决方法。贬值或许会带来即时的缓解，但可能会使该国的经济力量衰竭。北欧各国提出的经济改革可望在长时期内实现更高的增长，但是现在则是痛苦和牺牲。

 

北欧和南欧模式之间的冲突会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初现端倪。在很多方面，法国就是欧元区的一个缩影，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既反映了高效的北欧各国经济，也反映了不具竞争力的南方各国经济。尼古拉斯·萨科齐总统和社会党的挑战者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提出的政纲的背后，就是欧盟南部老式的、缺乏可塑性的结构与德国成功运作的模式之间的竞争。

 

这场大选的结果可能显示出欧洲公民想要走哪一条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觉察到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了她为何公开、强力地支持萨科齐。他正在尝试改变航向，转入德国的航道上来，并且以身作则，将南欧也拉过来。默克尔担忧的是，如果奥朗德当选的话，他会让法国改革的决心变得不确定，在此过程中会搅乱整个欧元区。

 

欧元区内的巨大鸿沟近年来已昭然若揭，一边是北欧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再加上荷兰和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另一边是南部各民族国家，典型的是希腊，还有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分裂一直长期困扰着欧元区。

 

地中海沿岸国家僵化、债务缠身的经济体已经经受了来自债务危机的经济冲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匆匆得出了教科书式的回答：大幅度货币贬值。

 

货币贬值会使出口价格更便宜，从而增加出口量。进口价格上升则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会刺激生产和就业。收入的重新分配有利于商业部门增加投资。贸易平衡获得改善。而主要的缺点就是更高的进口价格会减少实际收入，从而使货币贬值国更加穷困，然而这应该是意料中事。货币贬值常常是在一个国家入不敷出后才采取的措施。

 

只有在市场条件占优势的情况下，货币贬值的效果才会实现。人们必须允许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在经济体内自行发生。而这恰恰不符合南欧各国的情况。那些被设计出来防止变化的僵化的规则与许可制度，将会抵销这些国家所获得的竞争优势。

 

立法部门批准的各种条例使得削减公司劳动力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公司也拒绝雇佣，直到完全确信未来经济增长会支持更多的劳动力为止。它们抗拒重复犯错——在经营良好的时候雇人，然后在经营糟糕的时候还要被迫坚持下去，尽管高额工资单已经侵蚀着利润和投资。

 

大部分的经济部门——仅仅举几个例子，如货运、法律服务和制药业——都是通过许可制度而免受市场力量影响，而当许可证是通过贿赂和回扣等腐败的方式进行分配之时，许可制度的害处尤其大。限制执照数量允许所有者对服务索要高价，并且将某些收益转移给政府部门。希腊的货运交通产业是由33000张货车执照所支配的，最新的一张还要追溯到1970年。交易一张这样的执照，要价高达40万美元。这样的体系惩罚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部分，而有利于那些不具竞争力的部分，这就制造了市场壁垒并使得增长放缓。过于高昂的运输费用提高了食品价格，后者导致了城市地区的加薪需求，并因此淘空了竞争力。因此，生长在荷兰温室中并且从鹿特丹装船的番茄，就在希腊超市的货架上，与那些本地生产的番茄进行竞争。而当希腊国际商会（the Greek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在希腊的科浮岛（Corfu）上组织活动的时候，他们通过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Brindisi）租用桌椅来节省开支，而不是把它们从雅典带过来。

 

南欧各国实行这种经济体制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希腊公民在53岁的时候就可以带薪退休。而在世界银行关于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的排名中，意大利是第53位，排在赞比亚、巴哈马群岛和蒙古之后；希腊则是第100位；德国、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都排在了前20名的范围内。

 

脱离欧元区只会给希腊带来暂时的缓解。希腊的最好机会就是留在欧元区内，并且通过其他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财政支持和建议，现在就着手应对结构性的变化。如果希腊和其他南欧各国放弃欧元或者延宕不决的话，它们可能会滑向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提供援手的深渊之中。

 

北欧各国运行的是具有更高流动性和弹性、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北欧发明了弹性安全（flexicurity），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它的弹性所强调的是再培训、终身教育和发展各种新的就业机会的系统性努力。而以津贴形式出现的保障是与再就业的计划相联系的。

 

但是北欧各国也必须对福利支出加以控制。对于一些欧元区成员国（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言，福利支出都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相比之下美国只占19.4%和英国25.9%。这样的支出面对未来十年的低增长，是难以维续的，而且由于一些资金流向了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流动性的计划，这种情况甚至更加严重。

 

欧洲将福利国家削减到可维续水平的尝试，可能是过去50年以来最大规模和最大胆的社会改造项目。欧洲人必须使健康和养老福利成为他们实际上能够负担得起的东西，而不是让后代负担的越积越多的债务。政府必须收回在经济前景较好的时期内授予公民的各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借钱来支付这样的福利计划。

 

目标并不是废除福利国家，而是对其加以削减，从而消除过度、夸大和畸变，确保后代获得福利的机会。

 

北方各国必须回归到这样的增长模式，它能供应政策运作所需的资金，并且帮助欧元区中较弱的国家。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就应该是这样的。

 

上述措施的替代性方案要糟糕很多，它实际上对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性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第一种影响可能是，富裕的北欧各国抛弃南方各国，从而为政治与经济的实验或极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种路径的危险性，历史上已有足够多的警告。

 

第二种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削减福利国家并确保其基本原则，而是近似于拆解了在近80年来所构建的社会经济系统，并将这种拆解的标记烙在欧洲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确实，就地理意义而言，某种叫做欧洲的东西还会依旧存在，但是这片大陆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拥有一种新的、非己所欲的特征。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或许很快就会惋惜那关心每一个人的欧洲福利国家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