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掀起复兴制造业的战役——下篇

J就业依然是美国选民和2012年总统大选最关注的事项。政府干预,包括为个别产业提供补贴,对企业有助还是有害,这个问题是两党候选人甚至是奥巴马政府内部人士的辩论焦点。本系列耶鲁全球文章分析了美国为推动制造业发展所做的努力,在下篇中,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提出,美国需要像包括中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经济大国那样,制定一项产业政策,以便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国为总部在西方国家的公司组装高科技设备,但是精细的组件,如数位讯号处理器、芯片和光学元件等则产自日本、德国和美国。普雷斯托维茨在创立经济战略研究所前曾是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长的顾问,他解释说,制造业占据所有研发开支的三分之二。他主张“如果制造业对经济福利的贡献不一般,那么它得到不一般的关注或许也是理所应当的。”——耶鲁全球

美国掀起复兴制造业的战役——下篇

美国必须做有竞争力的经济体都做的事:制定产业政策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
Friday, April 13, 2012

 华盛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对产业政策之说讳莫如深。忽然之间,这个词从密室中一跃而出,从白宫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向国会走去,或许甚至会对长期以来充满敌意的英美经济正统理论堡垒发起猛攻。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呼吁,把重振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他提出了许多相关措施,比如对在美国创造高增值制造业岗位的投资项目提供特殊税收抵免优惠,政府增加对制造业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等等。在3月27日举行的华盛顿制造业研讨会上,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基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发表的演说甚至更加具有说服力。自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回到哈佛大学后,基恩·斯珀林就成了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对于那些习惯了萨默斯一丝不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决拒绝任何带有政府干预市场意味的人来说,斯珀林的演说是出其不意的180度大转弯。虽然斯珀林曾长期是萨默斯的可靠助手,他却几乎完全背弃了师傅以前反复灌输的思想。难道给予一个经济部门特殊的关注不是错误的吗?不一定,因为如果这个部门是制造业,它占据了所有私人研发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的比例高于所有经济部门的平均比例。因此,如果制造业对经济福利的贡献比例不一般,或许它获得不一般的关注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这种关注不会扭曲市场、造成低效率和资源分配不当吗?嗯,不,不一定,因为经济研究已表明存在正外溢(positive spillovers),即总体经济可以获益,而该得益不会总由一个公司所攫取,且该得益需要公共支持才能发展。
 
这些观点根本不是新的。作为里根政府的成员,30年前我与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一位成员就做过同样的讨论。这些观点在当时也如现在一样有理有据。然而,它们在经济学家们一波又一波的声浪中被淹没了,无论是痛恨政府进行任何市场干预的共和党的经济学家,还是热爱任何一种理性预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民主党的经济学家。
 
于是,现在这些观点又出土了。
 
原因有两方面。在一个层面上来说,这很简单。总统在问一些基本问题。一年多以前,在我参加的一次白宫会议中,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制造高速火车?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制造电池?”所以奥巴马的直觉与普通美国人的没什么不同,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购买的一切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日本制造或德国制造的。他的问题让人开始寻找答案。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总统之所以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入不敷出,它的生产基地不再能产生足够的财富用以维持美国广泛的地理政治承诺,而同时让子孙后代实现美国梦。总统知道如果他不能复兴生产基地,他和这个国家都将失败。在寻找答案时,他的顾问们已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产业政策。
 
迄今为止,他们只提到了产业政策观点的一个方面,即所谓正外溢或者外部性中不那么重要的一方面。这个观点并没什么不对,但是美国之所以必须具备积极主动的产业政策,最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其他领先的经济体,如韩国、德国、中国、巴西、日本等,都有那样的产业政策。
 
在这样的世界里,选择并不在于制定或不制定一项政策。它在于到底是你决定自身的未来,还是由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来决定你的未来。让我们看看太阳能电池板这个例子。三年前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有过一场辩论,是否为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提供政府支持的融资服务。当时,由于我注意到德国、丹麦、日本、韩国和中国都给本国的太阳能产业提供大量补贴,便主张除非美国准备好提供与这些国家相当的补贴,否则有美国进入这个产业的念头简直就是发疯。我被告知市场力量会取胜,于是问道:“什么市场力量?”显然,市场是由提供大量补贴的国家所决定的。
 
如今,美国的太阳能生产商身陷困境,而中国、韩国和日本占据了全球市场。如果一个重要国家采取了一项意在成为某产业的主导国家的政策,这项政策就会妨碍其他国家发展同一产业,除非那些国家具备相似的、富有对抗性的产业政策。
 
因此,决定不制定产业政策也就是决定退出那些其他国家已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的产业。简言之,没有政策实质上也是政策。鉴于诸如中国、巴西、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台湾、法国、瑞典和以色列等国形形色色的综合性产业政策,很难想象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的美国如何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其竞争力。这个无情的结论使得产业政策之说在华盛顿再次兴起。
 
很多人认为产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制造业的复兴,这会创造无数的高薪制造业岗位。不幸的是,这事实上是自相矛盾的。高薪的产业不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另一方面,其他人似乎认为在制造业中无论什么,只要是美国人能做的,亚洲人和德国人能够做得更好。事情远非如此。
 
美国需要做并且能做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它可能不会创造大量的直接工作岗位,但是会创造财富。财富能够创造许多创新点和产业,由此创造大量高薪的间接工作岗位。
 
不妨这样想想。大家都在谈苹果公司在中国生产iPhone和iPad,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如何告诉奥巴马“那些工作绝不会回美国”。但是乔布斯所说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iPad并不是真正由中国制造。它在中国由工人们组装,这些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组装工人所得工资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或许这些组装工作不用回来了。但是一台iPhone的利润是200美元,它们只占7美元。iPhone的核心是它高价值的组件,比如数位讯号处理器、电子显示屏和存储芯片。这些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在日本、台湾、韩国、德国和美国制造的。生产这些组件不需要大量的劳动。不能在美国进行有竞争力地生产是没有理由的。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新的美国产业政策应当着重提供激励措施,比如提供免费土地、减少税收、提供低廉的贷款等来吸引全球企业将新的生产设备在美国投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必须积极地与企业进行协调,找出可能需要改变的规程和其他举措来增强来美国投资的吸引力。另外,还应该为工人开展特殊的培训项目,美国官员和全球企业应经常就企业在美国的需要和机遇进行讨论。
 
简言之,华盛顿需要开始做许多其他国家日常所做之事。它不是什么高深物理。它只是古老又有用的产业政策,首先发明它的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是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所长。创立该研究所前,他曾是里根政府商务部长的顾问。他常为顶级刊物撰稿,最新出版的书是《美国繁荣的背叛:自由市场的妄想、美国的衰落、以及我们必须如何在后美元时代竞争》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Prosperity: Free Market Delusions, America’s Decline, and How We Must Compete in the Post-Dollar Era.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