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部的权力转移——下篇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择过程是机密，以防市民或有野心的下属利用内部分歧。随着特别利益不断增长，站稳脚跟，假意的联合战线也许看起来比较审慎，也没什么吸引力。本期耶鲁全球系列评估中国准备在十月进行领导人接班时所面临的挑战。在下篇中，中国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分析了中国发展中的领导人选择过程，提出了能推动公开性的其它途径。谢淑丽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学院“21世纪中国”项目的主任，也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助理国务卿。每个政治家团结支持的力量和市民来选择自己所喜，这本是人的天性。中国领导人承认腐败和不平等是对体制的威胁，也许会支持改革，这可能让外国投资者和大量中国人受益，同时削弱国有企业、精英和其它既得利益。谢淑丽警告到，公开的过程不会限制民族主义，甚至会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坚持自己的主张。——耶鲁全球
中国内部的权力转移——下篇
结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秘密选择过程不会保证和平崛起
Friday, April 20, 2012
纽黑文：中国著名政治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令人瞩目的解职让外国观察家想起中南海那宏伟的大门后面挥之不去的不确定。如果我们看向未来，中美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也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国内政治会发生什么事。在中国，国家政治家不止要担心是否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还要担心让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权。
我们每天都会读到中国的崛起，在这些标题的背后是一个政治领导人极其没有安全感、老是害怕可能到达统治尽头的国家。这也是个决策过程不太灵光的国家，决策过程由强大的利益集团主导，而很多利益集团来自国家内部。
最大的危险不是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或军事实力，而是内部的脆弱。这种脆弱会导致这个国家制造威胁，而领导人因怕失去内部支持而不能知难而退。此外，还有在短期利益驱动下狭隘的利益集团可能带来的过度扩张。我担心，中国政治体系的性质会冲击邓小平在80年代订下的有节制的外交策略，让该国难以维持和平崛起。
在1989年天安门危机以来，不安全感就变得十分敏锐。面对在130多个城市里发生的久拖不决的示威，就如何处理异议和如何使用人民解放军来挽救政权，领导层内部有意见分歧。
中国如今并没有动荡不安。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2010年发生了18万次示威活动，尽管数字惊人，但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规模很小。如惊弓之鸟的领导们仔细追踪示威，尽管他们可能不需要那么担心。
中国政权面临的更严重风险是中国共产党顶层的分裂。列宁型的集权体制都是自上而下崩溃的。中国是由政治局九名常委的集体领导所统治的。自从天安门危机以来，这九个人九努力维系着在公众面前的团结，成功地把不可避免的、存在于顶层的竞争挡在公众视线以外。他们把争权夺利藏在隐秘的面纱后面，因为他们害怕，对顶层内部分歧的了解可能会为下属或市民壮胆，让他们说出新的要求，作为得到他们支持的代价。顶层的分裂可以创造一个“政治机会结构”，让人们进行示威，而无需担心得到惩罚。如果领导人开始尝试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制造个人形象，在普罗大众中动员群众的支持——正如薄熙来所做的，那将可能让政权解体。但是，超越内部圈子，制造追随他的大众，这种诱惑总是存在的。就算是毛泽东自己，当他觉得官僚机构阻碍他的计划时，他也是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新的媒体环境让阻止领导个人迎合公众所喜变得越来越困难。上千个商业媒体提供网络接口，5亿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看新闻，迎合大众实在是太容易、太有诱惑力了。总理温家宝是一名媒体政治家，但即将离任的他像一只跛脚鸭，没有太多的威胁。但是，当薄熙来为了获得政治局常委的一席而公开运动，把自己塑造成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民粹主义者和新毛派。这实在是绝望之举，因为除此之外，他没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他这样做了，就威胁到了位于顶层的其他所有人。于是，他们就把他赶了下台。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英看来，顶层的公开竞争令人害怕，会带来不稳定，但这并不必然威胁到党统治的存活。领导们必须找到管理竞争的办法，不要让它成为可以毁掉整个体制的全面战争。解决办法之一是允许在中央委员会中举行选举，公开竞争顶层席位。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已经有正式权力选举中共领导人的几百名政府和党的官员和军队要员。这是苏联有时候的做法，也在如今的越南实施：得票最多的担任党书记，第二多的当总理，第三多的当总统。这将是中共领导层政治制度化的下一步。2002年中央委员会几乎就要允许就顶层职位进行公开竞争。当时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需要选择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是由邓小平指定的。但由于害怕失去控制，党只是朝那个方向迈了一小步：它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投票选举来测量未来领导人的吸引力，利用这受欢迎程度的较量来制定能被中央委员会接受的候选人。
薄熙来的下台似乎鼓励了那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开始发言，希望他们的意见能被秋天举行的第十八届党大会所接受。中国第二轮改革的爆发可能会为中美合作带来希望。如果经济改革者获胜，那么私营领域将有更多的发言权，私营领域在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上有着重大利益，而那些利用技术标准和政策如本土创新来保护自己市场的国家垄断将会被削弱。改革平台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化中国的法律系统，而强化中国的法律体系将会鼓励美国人再次认为中国是“朝正确方向发展”。观念上支持改革的领导层还可能在国际安全和意识形态宣传官僚机构上有所节制，这两者在过去十年中大行其道，让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关系受损，也让它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下降。
但是，有着更加公开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力竞争的中国仍可能是一个坚持自己主张的中国。在热点如日本、台湾、西藏、新疆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态度强硬可以迎合民族情绪高涨的公众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精英。当政治家推行威胁到如国企那样的既得利益的经济政治改革时，他们会小心保护他们民族主义的侧翼。也没有理由期待由公开竞争选出来的政治局常委会在控制官僚机构方面更加有效——如国家海洋局那种把手伸得太远、挑动战争的行为。上月，海洋局遣派两艘船到钓鱼台列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跟日本海岸防卫队发生冲突。海洋局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本次行动纯粹意在宣示中国对该岛的主权。而且，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是中央委员会中有实权的板块，以及中共执政的最终保证，那么也没什么理由预见军费开支会被削减。
政治接班问题一直都是集权体制的软肋。薄熙来不可能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后一个利用媒体来制造公众追随者的人。要把领导层竞争藏在包裹得严严密密的黑箱里是不可能的。在党内部进行更公开的权力竞争，也许会带来改革的可能性，从而给中国的外交关系带来正面效应。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有着政治合法性和制度手段的中国会和平崛起。
谢淑丽（Susan Shirk）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学院“21世纪中国”项目的“何妙琳”教授（Ho Miu Lam Professor，音译）和主任。她最近的新书包括《中国：脆弱的超球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和《改变中的媒体，改变中的中国》（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本文基于她在2012年3月于耶鲁大学约翰森美国外交研究中心向亨利•基辛格致敬的第一届年会所做的发言。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