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都有难念的经
在中国、印度、美国，政治领袖都陷入治理制度的陷阱，这种制度强化权力，鼓励追求短期的收益，但在长远来看就要付出高额成本。复杂的政策掩盖了治理困境，限制可能动摇现状的创新，知情者很容易陷入腐败。经济学家和作家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警告说，这三个国家的治理困境都造成了不平等和危险的民粹主义。在这三个差别巨大的社会里，精英们都成功地说服了许多人采取违背自身最佳经济利益的行动方式，这应该不是令人惊讶之事。基础设施建设被忽略，有钱人抢走了本来用于帮助穷人的补贴，而穷人和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也不要求政府提供证据证明，对富人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机会。巴丹向遭遇不平等和政治碎片化困境的民主国家提供建议，并且补充说，减少经济不平等能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实行建立在政客和公民对长期利益的承诺基础上的治理制度将推动所有政治体制的进步，并帮助解决严峻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耶鲁全球在线
各家都有难念的经
中国、印度、美国的治理困境刺激了危险的民粹主义和不平等
Wednesday, May 2, 2012
伯 克利：随着政治阴谋、腐败和人权侵犯等新闻一个一个从迄今为止处于严格管理下的中国体制中冒出来，加上狂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放缓，有关国 家资本主义专制模式的“北京共识”的必胜主义光环现在似乎黯淡了许多，不过，美国和印度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实行的其他模式看起来也不稳定。
治 理困境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已经激发了民粹主义，这对政治体制来说决非好兆头。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标准如基尼系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 增大。虽然印度没有定期收集收入分配的数据，偶尔的预测也显示其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就穷人的社会指标如基本健康和教育水平来说，印度和美国都低于处于他 们收入水平的各国平均值。中国学校和医院收取的高额费用已经让许多穷人承受不起。
在中国，民粹主义呈现出一种陶醉于民族主义荣耀和傲慢的形式；政府试图操纵这种情绪，把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批评矛头引向西方干涉，并大兴土木，热衷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在印度和美国，民粹主义则呈现出政客迎合短期利益工程的形式。
中 国的专制体制使精英阶层很容易把政治权力转化为巨额的财富，因而形成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2011年胡润报告估计，70名最富裕的全国人大代表拥有的财富 加起来达到900亿美元。有证据显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国有公司以及与政治联系紧密的私有企业已经造成了资本的严重分配不当，不仅阻碍了新公司进场而且无 法淘汰效率低下的公司，这破坏了中国赶上并超越技术前沿的前景。对观点和创造性的自由流动实行严格控制的氛围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而没有了技术创新，中国就 难以维持很高的增长速度，因为以违背市场要求的低廉价格向政治上得到偏爱的公司提供土地和资本的做法将难以为继，同时低廉的劳动力供应也陷入枯竭。
这个局面对世界民主国家来说是无用的慰藉。比如，美国和印度目前都陷入民主治理困境造成的政策瘫痪状态。
在 印度和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已经强化了视野狭隘的反应性民粹主义力量。在印度，公众对高层腐败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因为最近爆出种种丑闻，如寡头集团有关电 信频谱分配、土地和开采权的争夺以及经济恶化和环境破坏等。政治人物采取补贴、施舍和贷款减免等形式的短期民粹主义治标术的压力越来越大。
即 使这些措施是以帮助穷人的名义实施的，最终仍然是相对富裕的人获利最多。比如旨在为拖拉机和卡车提供的柴油补贴最终流向了富人的豪华轿车，化肥补贴则主要 流向了最有钱的农场主，很大一部分粮食补贴则流向中间商和非目标群体等等。开支增加引起的预算赤字（现在已经达到GDP的8%）最后往往伤害了对穷人有利 的长期投资事业如道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职业培训和医疗保健等。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工程都严重不足，影响了印度的 发展，它们是竞争性民粹主义的民主瘫痪的直接后果。
在 美国，民众对丢掉工作和抵押房屋赎回权被取消等产生的愤怒情绪，被富人用来为他们削减所得税、反对合理的能源价格反对碳排放税等造舆论。有些保守派人士在 所有证据都证明其观点错误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鼓吹进一步降低富人的税负是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预算危机否定或推迟了有利于穷人的投资，如修复遭到毁 坏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扶持摇摇欲坠的美国医疗保健和教育项目。
两个民主国家的治理困境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政治碎片化不断加剧和对立各方拒绝妥协。
集 体行动在印度的异质性极其明显和冲突不断的社会里一直都非常困难。随着曾经具有代表各方利益色彩的全国性政党的衰落，它们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央的不稳定联 盟，地方性政党和采邑在日常的协商中要求关照其特殊利益，这些往往牺牲长期政策的稳定性。反对党会阻挠那些即使自己上台也要推行的改革。所有这些都得不到 政党之外的压力的帮助：印度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但它们的议题往往非常狭隘和单一，在本来一直存在某种交易的环保和土地开发等议题上很难达成妥协。征 地、环境和拆迁问题使得许多开发项目久拖不决。
在 美国，各政党不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妥协，却是因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而陷入僵局，他们在议会发表冗长演说，并使用其他约束和制衡手段阻挠重大决策的通 过。社会保守派是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和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选民基础，保守派要求决不妥协，限制了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和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至于超级富豪支持者， 他们就更不敢得罪了。民主党则被工会和特殊利益联系所绑架。
无论印度还是美国，媒体一天24小时耸人听闻的报道夸大了所有的冲突，转移了人们对更大问题的关注。
现在到了民主国家更多关注设计新宪政制度的时候了，让长远决策与日常政治的不择手段的激烈争斗区分开来。
比 如，美国可以修改冗长演说的法则和议会委员会功能。印度可以通过各种承诺机制修改中央政府联盟合作者的权力，如果其观点得不到充分尊重的话，可以发出不再 长期支持的威胁。比如，有人建议改变议会法则，像德国现有法则一样，如果不同时确认对替换性政府的信任的话，就不应该进行议会的不信任投票。
两国需要更加独立的约束性的跨党派政策制订机构，它有权力制订长远政策的轮廓，由争吵不休的立法机构定期进行监督或者检查。两个国家都可以尝试增加用于选举的公共资金，减少富豪资助政治活动的权力，这或许可以减轻政客对资金来源的依赖，避免随着特殊利益集团的鼓点跳舞。
一般来说，试图减少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的尝试将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更容易说服多数人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牺牲短期利益。
针对不平等、腐败和政治碎片化采取一些措施，实行带有长远利益承诺的做法虽然很困难，但它们可能极大地帮助所有政治体制，无论是不是民主制。如果中国、印度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要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恢复民众对治理的信心并确保财富分配体制的某种公平性。
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经济系教授。出版专著12本，最新著作是《泥足巨人醒来：评价中国、印度的经济崛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作者将在该书出版后回答读者提问一个星期。
2012年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