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紧缩说“不”
法国选民拒绝经济紧缩政策，选举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担任总统，使国际市场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作者乔纳森•芬比报道称，如果得到6月法国立法选举的支持，此次大选胜利将让欧盟重新制定关于拯救债务缠身的希腊和解决欧元区危机的计划。欧洲各国的选举结果都显示出反紧缩运动的力量不断增强。有些欧盟成员国习惯通过大量借贷来维持超出其财力范围的生活方式，然而，像德国那样的更强大的经济体的国民无法容忍对这些国家的救援，尽管法国和德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当，分别约为85%和81%。奥朗德努力向全球债券持有人和投资者保证，一旦经济发展，法国就能制定可持续的预算。芬比指出，自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从未平衡过，法德之间的冲突或将加快极端党派的力量壮大。推迟改革或者逃避现实都是欧洲难以承受的。——耶鲁全球
法国对紧缩说“不”
社会党人奥朗德击败萨科齐，承诺经济的发展能削减赤字，带来舒适生活ts
Monday, May 7, 2012
巴黎：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周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代表着民众对欧盟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用的紧缩计划的最大规模的拒绝。经济危机自2008年爆发后，至今未得到解决。
选出新总统后，法国接下来要选举出新的立法机关。6月初将进行国民议会选举，选举之前的这个月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来说都将是个考验。疑问在于，立法选举是否会继续支持奥朗德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认为光有紧缩政策还不够，欧洲需要的是一项由国家支出带动的“发展协议”。
反紧缩阵营的力量不断增强，这是事实。与法国大选同一天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传递出希腊对欧洲当局强加的严厉救援计划的明确反对。在荷兰，联合政府因紧缩问题关系破裂。在英国，保守党在上周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因选民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而遭遇失利。
现任政府大都在今年春季的欧洲选举中失败，包括西班牙社会党在内。因此萨科齐在担任法国总统五年后下台并不稀奇，尤其是他的强硬个性和某些政策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反对。相比之下，奥朗德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正常先生”，他将低调对待总统身份。法国类似君主的总统身份由戴高乐总统于1958年最先确立，意欲与他自身的伟岸形象相匹配。
尽管他曾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奥朗德并不是革命派。上个月，一个更加强硬的党派从左边包抄，在第一轮选举中抢走了11%的选票。他的执政计划，包括把退休年龄从62岁恢复至60岁，大量增加国家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等，恰好都是法国的“舒适地带”。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的需要，但是他所做的承诺大多都要求回到过去。戴高乐强力推行的经济严厉政策带来了法国强大的发展，但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当时的国民比如今顺从得多。
奥朗德指出，近期另外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跟他一样，更多地谈论发展；奥朗德认为这显示了当他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正赶上这波浪潮。他的随行人员坚称奥朗德个性温和，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将会与强硬派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达成和解。因此他们说无需担心前任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执政初期的糟糕局面会重演。当时，密特朗的民粹主义政策导致通胀加剧，贸易赤字陡增，货币两次贬值。随着新人入主爱丽舍宫，市场亦能安枕无忧。奥朗德当选后的首个周一，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确有上涨。在这振奋人心的情形下，奥朗德将成为带领欧洲走出阴霾的合适人选。
这前景看起来不错，然而未来有着明显的隐患。由于德国选民情绪暴躁，难以忍受德国花钱支撑欧洲其他国家，而且默克尔面临明年的联邦选举，默克尔态度放软的空间有限。债券市场或许愿意给奥朗德喘息的空间，但他们也会保持警惕。在这个正遭受一场关乎存亡的危机的国家，为配合左翼政党投身立法选举的劲头，新总统不能调整他的言辞，与此同时，德国在政治领域的稳步提升削弱了戴高乐在半个世纪前建立的法国的首要地位。
奥朗德强调需要国家团结，左翼和右翼需要携手解决危机。然而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几乎三分之一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对欧盟现状的政党，即左翼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尤其是极右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党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领导下，国民阵线获得了18%的选票，并将在立法竞选中奋力争取，让国民阵线成为反对新总统的一股新兴力量，同时削弱了主流的右翼。
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法国和主张经济紧缩政策的德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破裂，因为关系破裂将给两国带来巨大损失。然而，尽管奥朗德3.3%的获胜优势比许多民意调查结果低，他的成功必会凸显欧洲所处的艰险困境。
紧缩政策的痛苦还未显现，在法国这样的低增长率高失业率的国家执行这一政策困难重重。法国的失业率约达10%，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同时还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压力、物质生活的悬殊差异，不断增多的非洲移民问题。奥朗德的处方是花钱，花在基础设施工程中，但是欧洲政府从没花钱在基础设施上，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不是此刻身处困境的国家所需要的，因此他的处方不是摆脱由数十年的过度消费和政治规避而招致的危机的合理对策。
不光在法国，在荷兰和其他国家，极端的呼声随着生活变得艰苦而增多。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从未平衡过，一任又一任领导人都向民众保证他们可以继续过着美好生活，不受经济学规律和全球市场的危害，能够避免发生类似德国在格哈特·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时期进行的改革。
这些问题影响的不只是法国。欧元区危机已潜伏多年，2010年在希腊全面爆发，如今危机依然未解除，今后有可能经常爆发。统一货币区域的经济至多可以得到缓慢发展，而且依赖德国经济的稳定。在世界舞台上，欧洲虽分量不比以前，但也仍在发挥作用，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如果欧洲改过自新，它或许能够制定出兼顾良性公共财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困难在于欧洲根本不想改过自新，他们心里希望可以逃避节衣缩食之苦，这种渴望倒也可以理解。这带来了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冲突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触及到欧洲民主国家1945年后和平共识的基础。
如果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待选举的团体继续宣扬紧缩政策，市场坚持认为紧缩是为可承受借贷而付出的代价，而选民的意见与此相反，那么对峙便不可避免。这种超国家当局和民主之间的冲突将加快极端政党的兴起。奥朗德本周让法国感到开心，但是他的成功只会鼓励选民再次逃避现实。这或许让人着迷，然而最后还是不得不付出代价。
乔纳森·芬比是《将军：戴高乐和他拯救的法国》（The 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and the France He Saved）一书的作者。本文发表后作者将用一周时间来回答读者的问题。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