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亚洲的合理分享式繁荣
社会追求进步可以依靠以下几种机制：政府对财富征税，然后资助项目或非政府组织；强制要求对公益项目进行投资，又同时给予公司和投资者自由选择的权利；或者是尽量不强加要求，寄希望于公司和投资者自愿投身社会建设。社会投资可以细小琐碎，亦可影响深远。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认为，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亚洲正手握难得的机会去选择后一条道路，对社会进步进行投资，令众人受益。如今，全球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亚洲，不平等现象的滋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都将令该地区不堪重负。纳伊尔主张“合理分享式繁荣：通过对私人和公共资本的有效分配，创造积极的影响，并同时获取经济回报。”政策激励可以关注环境保护、适用房、社区发展、缩小健康差距或提高识字率。避免无节制的消费、资源滥用、腐败，还有针对经济繁荣萧条进行行政干预，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可靠、可持续繁荣的社会。——耶鲁全球
设计亚洲的合理分享式繁荣
亚洲的未来取决于可持续的投资、能为众人所分享的繁荣，而非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Thursday, May 31, 2012
香港：全球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从西方转向东方。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模式正在瓦解，一系列社会与环境灾难随之而来。
新模式亟待诞生，而亚洲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带头。到2050年，亚洲大陆上将生活着全球超过60%的人口，而其中的大多数生活贫困，营养不良，而且缺乏教育。
最 近，联合国发布了《资源效率：亚洲经济与前景》（Resource Efficiency: Economics and Outlook for Asia），该报告警醒人们，要妥善照顾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人群的需求，避免地球被破坏成不毛之地，那么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将至关重要。鉴于其巨大的人 口总量，亚洲正处于这一难题的风暴中心。报告指出，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并同时保护好地球资源，人均资源使用量必须从现有水平下降80%，这就需要彻底改 变如今建立在资源低效利用之上的投资手段和经济模式。
面 对赤裸裸的现实，亚洲不该再寄望于借助不加节制的消费来迅速回归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这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相反，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正 摆在面前：它无关乎技术，而是在过去30年进步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令大多数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的贫困人口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基本的权利首先应包含安全可靠的食物供给、足够的用水和卫生设备、基础住房、能源使用、全民初级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相应的交通设施。事实上，如果所有因素综合成一项指标，那么该地区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将被视作丧失公民基本权利。
相 关数据十分庞大：印度大约有8亿人口不能使用改良过的卫生设备，4亿人口生活在没有电的世界里。超过5亿亚洲人住在贫民窟，而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 过10亿。此外，70%以上营养不良的儿童也都在亚洲。所有政府应当将保障这些基本权利视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同时避免依赖发达国家的援助。否则，“亚洲 世纪”断言的背后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全球金融危机应的爆发应当触动亚洲政府，实践各类大胆新颖的想法，借力于亚洲的崛起，尝试解决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 种方案可以被称作“合理分享式繁荣（fair-shares prosperity）”：通过对私人和公共资本的有效分配，创造积极的影响，并同时获取经济回报。它也常常被叫作“影响投资（impact investing）”，这种投资主要帮助创立能够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商业和经济活动。如今，这些商业形式常被宽泛地归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尽管关于具体如何界定合格的社会企业，人们尚在进行积极有益的讨论。不管怎样，“社会企业”并不像它乍听起来那样乌托邦。
一 个例子就是创设于孟加拉国的酸奶厂，它由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和达能（Danone）两家合资成立，创办目的就是要解决当地人的营养问题。另 一个例子是提供经济是用房的一家菲律宾地产开发商。其它成功案例包括在中国的社区食物加工、特殊需要教育，在印度农村的贫困人口医疗项目，还有在印度和老 挝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这 些投资有两条核心原则：一是致力于通过投资实体经济，从而达到基本需求的满足；二是不因利益最大化而外包生产成本、贬低资源价值。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股东 开始看到投资组合中纳入此类投资的必要性。从基业深厚的亚洲家族企业，到各类金融机构，无一不是如此，前者为了维护自身长期利益，而后者则意识到自己有必 要跳出杠杆业务，寻找满足社会主体需求的投资。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认可、协助甚至立法，往往对银行、公司还有投资者的参与起到 十分关键的作用。
合 理分享式繁荣能令政府、公司还有投资者找到分配金融资源更好的方法，同时在愈加透明的世界里，与传统模式及其缺陷饱受质疑相比，该种发展模式正当性凸显。 它的发展目标之一是要成立一批目标明确、拥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社会企业。不过，资金、管理技巧以及技术的获取往往成为这些企业创办的掣肘，因此，政府和投 资者需要紧密合作，确保动机一致、成功创建这一新的资产种类。
具 体来看，就资本而言，政府可以要求金融机构分配定额资金到这一领域。此外，地区内的金融机构还可以根据合理分享式的繁荣模式，培养新兴资产种类。银行内的 私人财富部门可以向顾客介绍该领域的发展前景，而不是一味鼓吹慈善，如此同样能在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投资者摆脱现有的单一付 出模式，尽管眼下主要的商业活动仍然要靠那些对社会、环境造成伤害的行为支撑。
根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社会投资基金爱维稳特（Avantage Ventures）最近发布的报告《亚洲资本改向：超越利润》（Redirecting Asian Capital: Beyond the Margin），每年大约27.5亿美金——2010年流入该地区资金总额的1%——就能满足所有现存社会企业的资金需求。到2020年，影响投资的市场 潜力将大幅增长，报告估计：40亿美金将投向农村能源接入，170亿将投向用水和卫生设施，500亿投向老年医保，还有330亿将用于廉价住房。
各 类公司正在积极研究这些趋势。它们的参与动力在于，公司不仅通过推出合适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涉足新的商业领域，吸引新顾客，若保持商业战略与亚洲政府解 决基本需求的工作重点一致，这些公司还能同时显著改善社会环境。许多高管将之视为今后对公司慈善及社会责任基金更为有效的利用方式，而眼下这些基金则常被 诟病为公司的宣传工具。
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政策和亚洲金融商业界大腕的结合，创立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如果有人仍然心存疑虑，那么还有一个理由能为此模式提供支撑，即它能够降低大面积社会动乱的风险，动乱一旦爆发，各类现有资产都将受到威胁，商业利益扩张也会进一步萎缩受限。
如 今，要为兴奋的投资者们创建这一新的资产种类，亚洲一点都不缺钱。那些通常偏好投资欧美资产的富翁们就是资金的一个来源。亚洲政府应激励他们在本地进行投 资，但同时要注意，投身于一片全新开拓的市场，观念的改变必不可少。这群人是要去重新开创一片新的领域，而不是复制水土不服的西方模式。社会企业寻找的是 投资，不是捐款，无论是越南、柬埔寨的农村供水项目，中国、柬埔寨的社区农业，老挝、印度的农村供电，还是菲律宾的适用房以及中国、印度的医疗保健，都是 这样。
此刻，亚洲投资者应借助政府的支持勇敢迎接这一挑战，积极开拓此类投资的处女地，令财富分配更为均衡，社会更加安全，让亚洲更加繁荣昌盛。
钱德兰•纳伊尔是爱维稳特（Avantage Ventures）主席，著有《亚洲的未来：走出消费式增长的“繁荣”怪圈》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