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自由赤字”是伊斯兰教之过？
社会学家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指出，“阿拉伯之春”燃起的民愤和对自由的普遍诉求并未持续多久，便被紧随其后、卷土重来的独裁模式所取代，这重新激起了世人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信仰和民主问题的讨论。约莫在公元1000年，中东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0%，相较之下，欧洲只占到9%——两个地区的宗教势力均以保护精英阶层和维持现状为己任。七个世纪后，欧洲GDP占到全球的22%，而中东则只占2%。研究人员试图探询造成这一显著差异的罪魁祸首，其中包括沙漠地形、体制的孱弱和妇女的弱势地位。哈桑由一系列不同学科出发对该现象进行仔细考察后提出，对财产、继承和商业合伙关系的限制性法律是造成该地区发展停滞的部分原因。伊斯兰社会的商业合伙关系在一方合伙人去世后基本不复存在，合伙关系的轻易终止同样有碍企业财富或遗产的累积。中东目前的经济落后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而非伊斯兰教。然而，体制改革辅以教育水平的提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发展，为该地区的进步创造了新条件。——耶鲁全球
中东的“自由赤字”是伊斯兰教之过？
研究人员反复思考：自由和发展缘何在中东地区昙花一现
Thursday, July 5, 2012
新加坡：有关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政治落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由来已久，最近该议题又重回舆论前端。“阿拉伯之春”的迅猛推进势头因随后卷土重来的独裁倾向而式微，再度引发争论。尽管争论将会持续，但一个尝试性的答案认为，同独裁主义的这种“藕断丝连”的纠葛，在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而非伊斯兰教。
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重要著作《穆斯林社会》（Muslim Society）中大胆宣称，从各项标准来看，“在西方三大一神教中，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继而断言，倘若阿拉伯人当年在普瓦捷会战（Battle of Poitiers，译者注：又称图尔会战，公元732年，法兰克人与阿拉伯人进行的一次会战，是穆斯林北进扩张、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以阿拉伯人战败告终）中获胜，并进而征服欧洲，使其人民改宗，那么现代理性精神及其在商界和官场的体现就只可能发轫于伊斯兰思想。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欧洲可以省去黑格尔不少麻烦，使他不必绞尽脑汁去论证，更早诞生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如何比其后出现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更具确定性和终极性。1770年，要想像在牛津和欧洲大陆院校都有伊斯兰教神学课程的教授，对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译者注：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来说，一点都不难。
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表明，穆斯林世界正面临发展和自由的严重赤字，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备受争议。主要因素包括伊斯兰神学与文化、石油、阿拉伯文化与制度、巴以冲突、沙漠地形、孱弱的公民社会和卑微的妇女地位。
而最具争议的可能集中在，伊斯兰教是否造成发展和自由“双赤字”的首因。有证据显示，在17世纪欧洲扩张带来权力转移之前，中东的经济曾与欧洲一样富有活力。在将自己的商业和信仰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方面，穆斯林商人假如不比他们的欧洲同伴更成功，也绝不会比之逊色。
根据已故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公元十世纪，中东地区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要高于欧洲——10%对9%。截至1700年，该地区GDP在世界GDP所占比重跌至仅两个百分点，而欧洲GDP的百分比则升至22%。西方学者对这一衰退的惯常解释是，这是由伊斯兰教抵制商业和禁止放贷的习俗造成的。但上述原因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从各自的经文来看，伊斯兰教较之基督教更为“亲商”，而在高利贷问题上，《摩西五经》和《圣经》的立场别无二致。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首任妻子赫蒂彻（Khadija）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许多穆斯林将他们国家的经济落后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那么，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为何会对西方甘拜下风？
杜克大学经济学家蒂穆尔·库兰（Timur Kuran）在其著作《长期的差异：伊斯兰法律是如何阻碍中东发展的》（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中令人信服地摒弃了上述原因和相关解释。他列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证依据，表明致使中东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不是殖民主义，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涵盖商业合伙关系和继承惯例的相关法律。这些制度在伊斯兰教创立的最初几个世纪曾促进了中东经济的发展，但大约从公元十世纪起，它们便因为阻碍或遏制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要素形成，开始拖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后腿，这些要素包括私人资本积累、企业、大规模生产和非个人关系化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
伊斯兰社会里的商业合伙关系是穆斯林商人阶级经营企业的主要组织结构模式，这种合伙关系可以由一方随意终止，即便是经营得相当成功的企业，也会在合伙人一方死后解散。这就是大多企业无法做大而且短命的原因。穆斯林世界最成功、最持久的商业合伙关系是在当地的非穆斯林之间开展的。继承习俗有碍企业团结，因为一个穆斯林商人死后，他的财产将由各家庭成员平分，这妨碍了资本积累，阻挠了本能长期存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由此造成的组织结构上的落后，致使穆斯林商业团体在面对西方竞争者时丧失了与之抗衡的优势。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钱尼（Eric Chaney）批驳了将中东的“民主赤字”归因于伊斯兰教或阿拉伯文化模式、石油、阿以冲突或沙漠生态的各色理论。钱尼指出，“民主赤字”切实存在，穆斯林主导的阿拉伯世界里独裁统治盛行即是佐证，但这是在“阿拉伯征服”后的数个世纪里当权者建立起的统治结构长期作用影响的产物。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译者注：英裔美国犹太历史学者）认为，穆斯林因被西方夺去曾一度属于他们的文化首席地位所感到的“激愤”，是造成他们目前遭际的根由。钱尼不这么认为，他给出了更为有理有据的历史学上的解释。根据钱尼的看法，公元九世纪，该地区的统治者开始用奴隶而非本国人民组编军队。这些由奴隶组成的军队使统治者得以独立于本国的军事和平民组织，并帮助移除了在穆斯林社会进入现代之前对当权者的种种限制。在这样的独裁环境下，宗教领袖作为当权者权力的唯一制衡者出现了。宗教领袖与军队合作，设计出一套排斥其它权力中心的体系。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结构在奴隶军队支持的君主和宗教精英之间进行权力划分，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孵化。相反，宗教精英与军事精英联手，共同延续钱尼所谓的“经典”制度平衡，它常被称作伊斯兰法，意在促进和保护上述两方的利益。
被非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而并入伊斯兰世界的地区，如印度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以及通过改宗皈依伊斯兰教的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没有采用上述经典权力架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继续由本国或本地精英制定，保持了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结果，在阿拉伯世界以及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地区，民主赤字始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自公元11世纪伊斯兰开始统治以来，民主赤字在这些地区就一直存在。但在类似土耳其这样被非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或通过改宗而并入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国家，民主发展则遵循了一条更为明朗的轨迹。
就“阿拉伯之春”而言，历史未必是不可逃脱的天命。一些乐观迹象表明，阿拉伯世界要摆脱被独裁阴影笼罩的过去是可能的。
中东地区在过去六十年里经历了种种结构转变，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使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善于接受民主变革。尽管自2011年起“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系列大范围暴动体现了这种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会自动过渡到民主。目前在埃及进行的总统选举、以及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穆斯林兄弟会赢得选举的情况下的夺权行为，可能致使暴力冲突升级。联合国监督团试图阻止叙利亚政府屠杀和镇压人民未果，只会进一步加剧派系斗争和流血事件。要摧毁独裁体制及其维护者的思维模式需要时间。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穆斯林国家将遵循不同的民主发展轨迹。与阿拉伯国家相比，类似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战胜历史，但贫困和孱弱的社会制度仍然是民主变革道路上的绊脚石。
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是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访问的研究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包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穆斯林的内心世界》（Inside Muslim Minds）和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的《以生命作为武器：自杀性爆炸在全球的兴起》（Life as a Weapon: The Global Rise of Suicide Bombings）。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2年